尹志平是丘處機之後的全真教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字太和，出生於1169年。尹氏家族本是“滄州大族”，後遷到山東萊州(今山東掖縣)。尹家是儒學世家，尹志平的先祖曾經有七人登進士第。尹志平自幼便有着異於常人的稟賦。3歲時，便能“見聞之事，耿耿不忘於懷”，5歲入學，便“能記《孝經》《論語》二經，雖使日記千餘言，猶有餘力”，可謂是個神童。
雖然以學習儒學開蒙，家族又是以儒傳家，但尹家也有陰陽學的家學傳統，尹志平的祖父深諳此道。尹志平受其影響，生來“清明氣貫，性與道合”，乃至於志向也不再是學儒入仕，而癡迷於玄學。少年日常所思，都是“祖先悠悠，不知所往，人之有死，亦自不知所歸”的問題，經常“坐於大桑之下，仰觀俯察”，以至於“心思惘然”“不覺心形俱喪”。
14歲的尹志平，遇到在濰陽行化的“全真七子”之首丹陽子馬鈺，就想跟從馬鈺出家修道，但家人極力反對。尹志平從家中逃出，跟隨馬鈺，但馬鈺不過一年便去世了，尹志平只能自己修煉。19歲時，他被家人強行召回，鎖在房中逼其放棄修道之念。可尹志平堅決不改修道志願，多次逃出，父母見難移其志，只得答應他出家。19歲的尹志平遂走出家門，拜在全真七子中長生子劉處玄門下，成爲一名道人。
修道過程中，尹志平雖然求教於全真七子馬鈺以及劉處玄，但並未正式拜師。直到1191年，22歲的尹志平拜長春子丘處機爲師，被收爲入室弟子，這纔算正式進入全真教。
丘處機對這位極爲聰慧的弟子寄予厚望，要求他“出入雖跬步，嘗裂心，爾宜精進體之”，對他“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將道法真傳傾囊相授。尹志平不但受業於丘處機，而且四處巡遊，在山東各地行化，先後問道於全真七子之中的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王處一與他“握手談道，授以口訣”，郝大通更是爲他解說《易經》，傳授他“皆世所未嘗聞”的心法。
可以說，全真七子中最有道行的馬、丘、劉、王、郝五位都指導過尹志平，所謂名師出高徒，合五位名師之力，尹志平很快便“真理融會，心光燁然”，其聲名也傳佈四方，“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金朝濰陽千戶完顏龍虎，更是將自家花園捐給尹志平修建道觀駐錫，尹志平遂有了自己主持的道觀“玉清觀”。
作爲玉清觀住持，尹志平以身作則，“領從耕稼，竭力管谷師友”，從而獲得老師丘處機的讚賞。尹志平主持玉清觀期間，丘處機長期寓居於此，師徒二人關係更爲親密。
當成吉思汗請丘處機西行之時，最終促成丘處機應召的便是尹志平。成吉思汗的使者劉仲祿是通過尹志平才得以見到丘處機的，所謂“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在尹志平“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的勸諫下，原本“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的丘處機才“決計北上”。丘處機啓程西行時，尹志平更成爲隨行十八弟子之一。
西行路上，尹志平是丘處機的重要助手，一路照顧着古稀之齡的師父。西行結束，回到中原後，尹志平沒有和老師一起居住在燕京，而是繼續在山東等地傳教，並正式獲得了“清和真人”的道號，從此被尊稱爲清和子。
尹志平不僅是丘處機宗教上的弟子和傳承者，在政治上也是老師最堅定的追隨者。他堅持用宗教教化統治者，並利用宗教身份盡力去拯救戰亂中的生靈。1223 年，山東出現民變，蒙古朝廷準備出兵征討。丘處機“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於是讓尹志平前往招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尹志平在山東有着崇高威望，因他的招慰，各地百姓“聞者樂附”，從而“所全活者甚多”。
雖然尹志平不是丘處機的大弟子，跟隨丘處機的時間在弟子中也不是最長，但他的修爲卻在丘門弟子中是佼佼者。因此，丘處機希望他將來能擔起教門之責，“吾宗教託付，今見人矣”。
丘處機去世後，因大弟子趙九古已先於他去世，因此留下遺命，讓二弟子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但宋道安年事已高，因此推舉尹志平爲掌教：“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尹志平雖再三推辭，但因教衆合力勸進，遂繼任爲全真教第六任掌教。
尹志平執掌全真教後，全真教又上了一個臺階。他完善了全真教傳承脈絡，設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孫不二七位前輩靈位致祭。這與過去教內普遍只承認“四子”（即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爲王重陽的嫡傳弟子不同，他將郝大通、王處一和孫不二與“四子”平等對待。
這麼做的意義，趙衛東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論》中指出：“這無疑有利於增強全真道各系弟子對教團認同感，也利於增強他們對長春宮祖宮地位的認同”。正是從尹志平開始，後世爲人所熟知的“全真七子”才正式形成。
1232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臺御駕親征，討金朝之河南。凱旋而歸時，尹志平率道衆到順天（今河北保定）相迎。窩闊臺在行宮內接見了尹志平，“賜座宣慰，諄復良久命退”。窩闊臺像其父成吉思汗尊敬丘處機一樣，對尹志平相當尊敬。
1235年，窩闊臺修建的都城哈剌和林建成，窩闊臺汗下旨命尹志平、李志常選高道到哈剌和林傳教：“皇帝聖旨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我於哈剌和林蓋觀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仰所在去處齎發遞送來者。”這昭示了蒙古汗廷承認了尹志平的掌教地位，也意味着新任蒙古統治者延續了成吉思汗對全真教的支持政策。
1233年春，尹志平前往北京路講道、作醮，所過之地，“官庶出迎，望塵羅拜，以爲希遇”。北遊講道回到燕京不久，尹志平又西入秦晉傳教。
在山西，他將崞州神清觀、沁城神霄宮、平遙太平興國觀、忻州通仙觀、定襄重陽觀、前高山玉虛白雲洞、平陽玄都觀等宮觀收爲全真教道觀。他將全真教勢力大爲擴張，使山西當地的全真道教衆人數和宮觀數量飛速增加，百餘縣中幾乎均有全真道派在活動並建有道觀。
進入陝西后，尹志平感嘆：“諸路宮觀，綽有次弟，獨終南祖庭荒廢，無人修葺。”他開始着力恢復全真教祖庭，經過努力，終南山全真教祖庭靈虛觀得以恢復。大量宮觀如終南山上清太平宮、樓觀宗聖宮、驪山華清宮、重陽成道宮、華山雲臺觀等等，被修復和重建，以輔翼祖庭，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祖庭宮觀羣。陝西又成爲全真教重鎮。
傳教修觀的同時，尹志平還集中教衆力量，編修《道藏》。從1237年開始，他派人四處蒐羅遺佚道經，由其弟子秦志安於平陽（山西臨汾）玄都觀總其事。秦志安在平陽玄都觀和李志全等人，將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道書校讎補訂完整，並立二十七局，役五百多工，經過7年努力，於 1244 年編纂完成。
新《道藏》共計七千餘卷，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及全真道各祖師的文集、語錄及道典，仍稱爲《玄都寶藏》。《玄都寶藏》經板初藏於平陽玄都觀，後來純陽萬壽宮落成，經板才移入其中。當時刻印一百二十藏，分藏各名山大觀。
《道藏》的編纂完成，不但昭示了全真教是道教正統，而且爲文化傳承貢獻甚大。民國大學者陳垣先生便認爲，《道藏》的編纂“將以承道家統緒，留讀書種子也”。
尹志平對全真教發展居功至偉，但他畢竟是修道之人，“素厭冗劇，喜山林”，對於掌教之職有不堪重負之感。
當年丘處機去世時，全真教衆藉着葬禮，擴大丘處機駐錫的長春宮。但在修繕觀中處順堂時惹了大禍，因其中壁畫有老子西行化胡的內容，被人誣告爲“繪事有不應者”，是對蒙古皇室不敬，結果導致尹志平被捕。
所幸尹志平的副手李志常挺身而出，指出尹志平只是負責傳道，而教中具體事務是由自己主持，“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主動代替尹志平入獄。李志常每年都要前往蒙古國都哈剌和林，與蒙古皇室交往甚密，被尊稱爲“仙孔八合識”（師尊）。經他斡旋，尹志平才被釋放，全真教與蒙古汗廷的這次衝突也不了了之。
以此事可以看出，尹志平注重於傳道弘法，濟世救民，並不熱衷政治，也缺乏應變能力。他曾說：“自黃帝玄元以來，未有今日道門隆盛，若大明照宇宙，薰風遍區夏，實自我重陽札之，長春恢弘之。吾本樂幽棲，不交涉世務，每痛暫忝竊法席，有年於茲，宜當急流勇退。”因此在完成衆多大事之後，他屢屢請辭掌教。
1235年，尹志平寫信給師弟馮志亨，指出：“予年邁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他打算把掌教之位傳給馮志亨。
馮志亨字伯通，號寂照，是丘處機很信任的弟子之一，也是尹志平任掌教時的重要助手，以才德見稱於士人。但與李志常相比，馮志亨自感大有不如。李志常管理教中事務已十餘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衆，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是必然的掌教接任人選，“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馮志亨堅決推辭，尹志平遂決定將掌教之位傳給李志常。
因爲教衆的反對，請求“姑待歲時”，尹志平又任掌教三年。1238年，尹志平終於說服了教衆，正式讓位，於“上元日，作大醮，授大宗師法印”於李志常，自己隱居於五華山。
退休後的尹志平偶爾雲遊傳教，主要還是住五華山和大房山，往來於五華觀和清和觀之間，遊山戲水，隱逸山林。這樣清靜無爲的生活更符合他的性情，在《身退三絕寄燕山同道》詩中，他寫道：“心退應當即有年，而今身退兩俱全，玄玄妙妙忘談論，淨淨清清合自然。”他對閒適生活相當滿意。
尹志平雖不再是全真掌教，卻是當時道家第一人，朝野公認的“真人”。每做道場，就會“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一旦出行，便是信衆“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的景象，影響力絲毫不減。蒙古朝廷也不會忘記他，在他81歲時，“特旨賜清和演道玄德真人號，又賜金冠法服，改觀爲宮”。在丘處機的道觀被成吉思汗敕名爲“長春宮”後，尹志平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太宗十二年，太傅移刺寶儉和京兆總管田德燦幫助終南道衆大事會葬王重陽，再次遣人入京，迎請尹志平往終南主持葬事。馮志亨隨行，自燕京至關中沿途3 000餘里，修復道觀100餘所。葬事完畢後，尹志平又參訪了樓觀等處宮觀，至冬還京。 定宗三年春，特旨賜“清和演道玄德真人”號，又賜金冠法服。 憲宗元年春尹志平逝世。 中統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 至大三年，加贈“清和妙道廣化崇教大真人”。
繼任掌教的真常子李志常是“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之人，且對發展教務更爲得心應手。他使得全真教“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甚至“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嶽”，可謂是烈火烹油，風光無限。
然而，李志常過於注重於實務，爲了保持全真教的獨大地位，對日益崛起的佛教過於打壓。他不但縱容各地弟子侵佔佛寺，還大力鼓吹《老子化胡經》，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圖》，將佛教說成是老子西去教化胡人產生的宗教，即所謂“佛本因道而生”，希望將佛教壓制於道教之下。
全真教因爲勢力過於膨脹，已經受到蒙古皇室猜忌。而這種打壓佛教的行爲，也受到主張各教平等的蒙古皇室的不滿。尹志平去世4年後，1255年，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主持了一場佛道大辯論。
此次大辯論參加者共達七百餘人。佛教一方以少林寺雪庭福裕禪師爲代表，參加者有“那摩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等三百餘僧人。道教一方則以全真教張志敬爲首，計有“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
此外，儒士姚樞、竇默、廉希憲、張文謙，以及蒙速速、沒魯花赤等二百餘人也列席了大會，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證義”。大會確定由佛道雙方各出十七人蔘加主辯，規定處罰爲：“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
辯論以全真教的失敗而告終。具體的辯論過程不得而知，因爲全真教的辯論言論沒有記載，《至元辨僞錄》只記載了佛教徒對道教徒的詰難，以及忽必烈與姚樞等人的助陣。可想而知，這場辯論是皇室、儒家和佛家一起對道家的圍攻，即使丘處機、尹志平在世都未必能夠應付，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既然敗北，全真教不得不焚燬大量誹謗佛教的經書。按照《至元辨僞錄》記載，如《化胡經》《猶龍傳》《太上實錄》《聖紀經》《西升經》《出塞記》《帝王師錄》《三破論》《明真辨僞論》《輔正除邪論》《十小論》《辟邪歸正論》《齕邪論》《三光列記》《三教根源圖》《道先生三清經》《九天經》《赤書經》《上清經》《赤書度命經》《十三虛無經》《藏天隱月經》《南鬥經》《玉緯經》《靈寶二十四生經》《歷代應現圖》《歷代帝王崇道圖》《青陽宮記》《紀勝賦》《玄元內傳》《樓觀先生內傳》《高上老子內傳》《道佛先後論》《混元皇帝實錄》《十異九迷論》《欽道明證論》《謗道釋經》《五公問虛無經》等數十部道教經書在憫忠寺正殿之西南筑臺被燒燬。
這次打擊對全真教而言已經算得慘重，但與25年後的第二次佛道辯論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1280年，此時元朝已經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再次舉行了佛道辯論，全真教再次敗北。結果被下令“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並印板，盡宜焚去”。
兩次失敗，兩次焚經，許多道教經典就此失傳，這對道教書籍在後世的流傳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後來明朝刊印的《正統道藏》卷數比《元藏》卷數少了二千五百卷，可見損失之慘重。
尹志平推崇“三教合一”，將儒家仁愛爲本兼善天下學說，以及佛教善惡輪迴報應義理引入道教。他雖大力發展自家教門，並不刻意打壓其他宗教。其後繼者不肖，忘記了“悟萬有皆虛幻”的教義，乃至於爭強鬥勝，結果慘遭打壓。全真教失去了獨尊地位，尹志平苦心編纂的《道藏》也因此慘遭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