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第一屆的國會議員並不是從全國所有的省份中推選，只有南京、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東、河南、廣東、廣西、福建、臺灣這十三個省市地區推選出了國會的參、衆兩會議員，其中參議院議員爲六十六人，衆議院議員爲二百九十五人，共計有三百六十一人，比以前的參政院多了四十多人。
而四川、雲南、陝西、甘肅、山西、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包括內蒙地區，因爲被帝國收復的時間較晚，各方面的準備都不充份，有不少地方的行政機構都還沒在建完善，因此這一次議會的議員並不包括這些地方，等第二屆國會議員產生之前，再看這些地區的俱體條件是否達到成熟。
其中爭議最大的是呂宋地區，因爲呂宋是併入帝國比較早的地區之一，僅次於長江六省、山東和臺灣，要早於兩廣、福建、河南等地，而且在帝國佔領了呂宋羣島以後，有大量的華人遷移到呂宋開荒、設廠定居，現在呂宋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半都是華人，基本已經可以算是帝國的領土了，因此在一開始確定推選議員的地區時，有人就建議，將呂宋也算一個，而且也有一部份來來呂宋商人申請，呂宋也應該選出議員，加入國會。
但經過了參政院的討論、表決之後，認爲呂宋暫時還不俱備推選議員，參加囯會的條件，原因就在於，第一、呂宋現在並未正式建省，依然還只算是帝國的一個海外殖民地，實行的仍然是殖民制度，而不是帝國的省級行政制度，因此從法理上來說，呂宋並不能推選議員，參加國會；第二、呂宋的華人雖然達到了一半，但其中絕大部份只是在呂宋常居，而不是定居，這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區別，長居的時間雖然很長，但畢竟還是一個暫時性的，只有定居纔算是固定人口，儘管有相當一部份在呂宋長居的華人其實也可以算是呂宋的固定人口了，但在戶籍上，他們卻是其他省份的居民；第三，就是呂宋的當地土著怎麼算，是否也俱有被推選的資格，畢竟在絕大多數華人眼裡，土著並不能算中國人，但土著的數量畢競也佔到了呂宋的一半人口，而且如果帝國打算把呂宋併入自己的領土，那麼土著的身份定位問題，也早晚都是要解決的，因此這三個問題解決不了，呂宋也就不能推選議員，參加國會。
商毅也此並沒有太多的意見，呂宋不訪可以再放一放，反正先把國會組織起來再說，第一屆的國會暫時就是從這十三個省市中產生，不過讓商毅唯一覺得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是衆議院產生的方式。
按照商毅的想法，衆議院議員的產生，應該是由各地方進行地步選舉，然後產生出各地的衆議院國會議員，但現在參與國會的這些省市，儘管己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地方行政機構，但仍然是沿用的前明朝的地方行政構成，並沒有一個完善的地方選舉體制，因此衆議院議員的產生，其實還是按參議院的方式，甴地方政府直接推舉，選擇的仍然是地方上的品行、學問突出的人士，只能算是推舉，而不是選舉。
當然在目前的大環境中，也只能先採用這樣的辦法，廣泛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就能夠建立起來後，不過國會對地方推舉議員的方式也做出了些規定，不是由省級政府說了算，而是由各縣、州首先推選出本地的備選人員來，交由省政府，進行篩選；同時按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階層，都必須佔到一定的比例，每個階層的人選不能少於二成，也不能高於三成。
這樣的規定，是讓議員構成儘量平均，不能讓某一個社會階層獨大，否則國會的性質也就變了，假如沒有這樣一個規定，估計議員的人選有八成以上，都會被儒生把持，那麼國會也就完全成了仕人的天下，反應的只是仕人的利益，而並不能代表整個社會階層的利益。
從最後參衆兩院的議員名單來看，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階層的比例大體爲三比二比二比三，當然其中有不少人實際是有雙重身份，如農民或商人本身也是士人，之間的界線本來就很難分得清，但從整體來說，還是基本達到了平均社會階層的目他。
因此總體來說，商毅對第一屆國會後構成，和議員的產生還是比較滿意的，畢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議會制度，其中有一些問題，出現一些未能盡入人意的地方，也是再所難免的，在以後慢慢的逐步完善，而能夠做到現在這一步，己經是相當不錯了，要知道在歐州，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己經有早期的議會制度產生了，而就是這樣，近現代的議會制度從產生到完善，仍然用了近二百多年的時間，其間還出現了衆多的個人獨裁政府，當然這並非民主議會制度本身不對，而是在實施中偏離了正確的軌道，這也是民主議會制度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事實上和同一時期的英國、荷蘭議會相比，中國的議會制度其實己經算是相當的完善和成熟了，畢竟和歐州的國家相比，商毅要多了三百六十多年的實際經驗，以至於在二十年之後，英國、荷蘭等歐州國家都不斷派人到中國來考查中國的議會制度，對中國議會制度的完善和廣泛性都讚不絕口，並且在回國之後，也參照中國的模式，對自己的議會制度進行了許多修改。
而在三百年之後，在史學界一直都在爭論，中國、英國、荷蘭到是誰纔是第一個建立真正近代議會制度的國家，有一種觀點就認術，儘管從時間上來說，中國議會成立的時間最晚，但制度最建全，最成熟完善，社會的廣泛性也最大，因化英國與荷蘭的議會制度都出過波拆和反覆，只有中國是最順利的走向了近現代的君主立憲制度，因此只有中國纔是第一個建立真正近代議會制度的國家。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商毅招見了黃宗羲等幾位籌備建立國會的主要成員，對他們這一年來的辛苦工作進行了讚揚，並且向他們宣佈，就在明天，商毅將以皇帝的名議，正式下旨，向整個帝國宣佈，中華帝國國會正式成立。
一般來說，帝國的政令都是以內閣的名議發佈，但從行政制度上說，國會是立法機構，要高於內閣和司法機構，因此讓內閣來宣佈國會成立，顯然是不妥當的，甴皇帝來親自下旨宣佈，當然是更爲合適，畢竟在這個時候，皇權在人們的心裡，還是有着茣大的權威，由其是在之前，出現了關於［國會宣言］的爭論之後，由皇帝親自下旨，宣佈國會成立，也表示皇帝對國會的認可，如果以後再有人拿大不敬的帽子去扣國會，顯然就不好使了。
黃宗羲等人也都十分興奮，畢竟自己一年以來的辛勤工作也終於等到了成果，而且經過了兩年的參政院，和一年的國會籌備工作，他們也大量研究了歐州的古典議會和這時英國、荷蘭的議會制度，因此也對議會制度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
由其是在這個時代，中國的社會發展、思想發展正處於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批有識之士都在反思中國的歷史，並探索新的出路，但由於中國傳統制度的巨大阻力，以及中國社會相對的封閉，知識份子的歷史侷限性，使衆多的有識之士己經到了大門的邊緣，事實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十分輕易的推開那扇門了，但偏偏就沒有人敢於伸手去推。
在這方面又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這三大宗師最可以爲代表，一方面他們對中國舊制度的弊端十分清楚，也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判，甚致於都己經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向皇帝，但苦於歷史侷限性無法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辦法，因此只能寄希望於皇帝或是大臣們能夠靠自我的修養，提高自身的道徳水平來解決這些弊端，說白了就是指望着皇帝或是大臣們的良心發現，這一點從本質上來說，仍然沒有脫離傳統的明君、賢臣的範圍，因此只能還在傳統的圈子裡打轉。
而現在商毅卻幫他們推開了那一扇門，讓他們開闊了眼界，同時也找真正能夠解決舊制度弊端的辦法，當然對於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來說，引入了議會制度，是否就能解決這些弊端還不好說，但至少這是一種新的辦法，但傳統的路己經泟明走不通的情況下，試一試新路還有希望。
由其是黃宗羲，在經過了［國會宣言］的風波之後，對商毅的態度己經發生了完全的改變，雖然說［國會宣言］的內容在平時和商毅交談的時候，商毅都是表示過贊同，有不少還是商毅提出來的，但嘴上說是一回事，寫成白紙黑字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黃宗羲也對商毅的氣度佩服不己，單是這份海納百川的胸襟，確實不是任何一位明朝皇帝所能相比的，因此發生改朝換代，也確實是天數註定，